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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可以是普通公民，尤其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人士，他们往往基于自己的专业知识、法治信念和社会责任感而积极地通过合宪性审查渠道建言献策。

后来司法机构国家机关化之后，司法权变成了一种国家权力。在司法统一没有实现之前推行法官责任制，是否合适？ 林来梵：新中国以来，司法改革已经开展了好几轮了，一致在避开一个问题，即司法独立的问题，但又回避不了这个问题。

我所主张的规范宪法学研究方法，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事实论和规范论的相对分离。现在世界成熟法治国家的经验也是这样，马克思也曾讲过，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当然，很多人是借助党的领导来确立自己利益，也正因为此，很多人把党的领导看成是具体党组织的领导，个人领导。这当然要党组织出面，让党中央出面协调联动。什么叫宪政我觉得要说清楚，宪政这个概念是晚清时期从日本引进的，我是留日学者，很清楚：当时所引进的宪政概念，指的就是和专制概念相对立的政治制度。

司法责任制想让法官更加独立负责案件的审判，实现所谓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而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便于法院独立于地方，加强司法人员职业保障，也是法官独立裁判的物质基础。凤凰评论《高见》：这么多年确实没有提请过违宪审查的先例，而反观各级法院具体案件里，民众对这方面的诉求还非常多。宪法修正案运用中的种种技术问题，已经使得采用宪法修正案这一修宪方式的初衷难以实现，未来我国修改宪法应当以直接修改宪法原文并公布新的宪法文本的方式进行。

不过，官方同时公布宪法原文及修正案和宪法修正文本的做法本身就存在误导性。[40] 参见陈甦：《法律修改时条文序号整理模式分析》，《法学杂志》2012年第4期。五、宪法修正案如何调整宪法的条文序号？ 众所周知，法律条文是一部法律最基本的组成单位。[35]细究关于部分修宪的论述可以发现，所谓部分仅仅指的是宪法条文，并不涉及宪法的文本结构。

[39] 详见刘风景：《法条序号的功能定位与设置技术》，《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3期。[32] 周叶中主编：《宪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版，第381页。

[43]如今，该条文的内容只字未变，而条文序号却发生了改变。但我国宪法修正案修改说明式的表述方式、调整宪法条文序号的方式和公布宪法修正文本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宪法修正案的正面功效。为了保持法律的稳定，应当尽量维持原有的法条序号不变，尤其是那些并未被修改的法律条文，其法条序号更应当保持不变，以维护人们已经形成的行为预期和查找习惯。他说：关于宪法文本问题。

[43] 例如，韩大元：《以〈宪法〉第126条为基础寻求宪法适用的共识》，《法学》2009年第3期。1999年修宪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田纪云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重申了官方的立场：这次修改宪法，继续沿用1988年和1993年的修正案方式，同时在出版的文本中按修正案把原文改过来。2004年修宪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兆国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专门强调应一道公布宪法原文及历次修正案和最新的宪法修正文本。宪法修正案通过后，全国人大并没有公布相应的宪法修正文本。

相应的，既然宪法修正案只适用于部分修宪，那么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宪法的文本结构就并不恰当。[12]但同一内容存在两种援引方式显然容易造成混乱。

在学者们看来，独特的表述方式，致使本应是独立存在且可以适用的宪法修正案，不仅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且无法适用。[44] 事实上，为保持宪法条文序号的稳定，国外宪法在修改过程中已经广泛运用了前述技术。

[14] 王培英编：《中国宪法文献通编（修订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174页。[30]要想统一宪法文本，显然不应当同时公布两个文本。例如，为增加关于外交事务委员会以及国防委员会、军事专员、请愿委员会和审查委员会的规定，德国基本法在与之最为接近的基本法第45条和第46条之间，增加了第45条a、第45条b、第45条c和第45条d四个副条，在不改变基本法原有格局的情况下达成了增加新的条文的目的。宪法的文本结构[36]承载了制宪者或修宪者的宪法理念，前者是后者的外化和具体体现。早在2003年已经有学者强调，宪法修改过程中应当注意保持宪法条文序号的稳定。该条文现有的内容如下：第49条 （已废除）。

为此，立法学研究和立法实践已经发展出了成熟且可操作的立法技术，以解决如何调整法条序号的问题。如有学者所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权威和法律效力，它是国家法制统一的基础。

需要强调的是，更为规范的表述应该是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而不是第126条，但后者显然更为简便。其一，以副条的方式增加新的刑法条文，维持原有的条文顺序不变。

[3]我国宪法文本的统一问题，此其二。叶海波：《宪法全面修改与部分修改的比较》，《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也就是说，修宪机关以专门一节的形式将监察委员会纳入了我国的国家机构体系。不仅如此，最新的宪法修正案还出现了两个不同于前四个宪法修正案的地方：其一，以修正案的方式在现行宪法当中增加一节，首次修改了现行宪法的文本结构。参见周叶中主编：《宪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版，第115页。[18]由于宪法修正案本应是独立存在的宪法条文，其与宪法原文共同构成宪法文本，所以域外的宪法修正案才采用了法条的表述方式。

莫纪宏认为：宪法修正案本身不具有独立的宪法规范的价值。第三，修改宪法文本结构不应当采用宪法修正案。

我国宪法是典型的成文宪法，宪法文本由复杂的章节体例构成。从构造来看，法条由序号和正文两部分组成。

这导致宪法修正案在援引和适用方面面临棘手的问题。[49] 详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5年第5号。

[45]再如，印尼宪法第20条之后，紧接着的是第20-1条的副条。例如，《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二条规定：删去刑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读者往往是通过法条序号来查找和引用相应的法条正文。[7] 蔡定剑：《从宪法文本谈修宪方式》，《法学》1999年第6期。

部分修宪 一、引言 作为一部改革宪法，[1]现行宪法自1982年公布施行后，伴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已经作了五次修改。以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为例，它的完整内容如下：第一条 宪法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

鉴于宪法修正案运用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技术难题，修宪机关未来可以考虑放弃宪法修正案这一修宪方式，直接修改宪法原文并公布新的宪法文本。摘要:  我国通过宪法修正案来修改宪法是基于修正案在保持宪法文本稳定方面的价值。

[9]与常见的法律条文相比，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法条序号采用的是常用的设置方式，而正文的表述则与法条截然相异。如前所述，我国当初放弃修宪决议而选择使用宪法修正案，正是看中了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宪法无需修改宪法原文，有助于维护宪法文本的稳定。